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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漫話河西走廊及周邊地學背景與多元文化
      來源:本站原創     作者:尹政     點擊數:

      河西走廊位于青藏高原與內蒙古高原之間,是甘肅省西部一系列構造盆地的總稱,因位于黃河以西,為兩山夾峙,形如走廊故名河西走廊,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和我國西北地區重要的經濟和文化走廊。關于走廊的地質成因有兩種解釋:槽臺學說認為河西走廊屬祁連褶皺系走廊過渡帶(任繼舜等);板塊構造學說認為屬塔里木-中朝板塊陸緣活動帶(李春昱,馮益民等)。走廊四周受區域性深大斷裂的限制,北部為寬灘山-合黎山-龍首山斷裂帶,南為祁連山北緣斷裂帶,西為阿爾金走滑斷裂帶,東為鄂爾多斯西緣斷裂帶。從地貌形態上看,河西走廊夾峙在祁連山、阿爾金山與馬鬃山、合黎山、龍首山等山脈之間,東起烏鞘嶺,西至甘新交界的星星峽,呈東西走向展布,長約1000公里、寬約10公里至100余公里的狹長地帶。

      河西走廊具有雙基底特征,下部基底為前寒武系中深變質巖系,上部基底為古生代活動大陸邊緣火山-沉積巖系。走廊的演化與北祁連造山帶構造演化息息相關,大致經歷了寒武紀北祁連裂谷形成,河西走廊成弧后盆地;奧陶-泥盆紀北祁連裂谷擴張停止,俯沖作用加強,區域構造應力場由NE-SW向的拉張轉變為擠壓,泥盆紀北祁連造山帶抬升,河西走廊演變為前陸盆地;中新生代以來,受南部青藏塊體的擠壓作用,北祁連山體繼續抬升,河西走廊下陷形成內陸盆地,接受陸相碎屑堆積,巨厚的河、湖相紅色砂巖、礫巖、泥巖堆積;新近紀末的青藏運動使北祁連山加速隆升,早更新世末的昆黃運動使區域構造應力場發生轉變,祁連山北緣推覆構造向盆地發展,河西走廊進入新的構造演化階段。

      河西走廊的地貌基礎奠定于喜馬拉雅運動以前的老構造運動,挽近的新構造運動對地面地貌特征產生了顯著的影響,如古剝蝕面的發育、多級河谷階地的出現、新老洪積扇的疊置、河道水系的變遷等;同時,外營力對地貌的塑造也起著深刻的作用,如冰蝕、雪蝕、寒凍風化、水蝕、風蝕、干燥剝蝕、堆積作用等。在上述內外營力長期共同作用下,地表形態復雜,呈現出冰川雪山、森林草原、沙漠戈壁、丹霞彩丘、河流濕地、平原綠洲相間分布的多樣的地貌景觀,多姿多彩的地貌景觀相映成輝,構成一幅幅視角沖擊力強,足以震撼靈魂的獨特自然畫卷——地貌大觀園?,F河西走廊以自然地貌景觀為主體,建成的地質公園有張掖丹霞國家地質公園、敦煌世界地質公園、張掖平山湖國家地質公園、嘉峪關討賴河大峽谷省級地質公園。在石羊河、黑河和疏勒河干流中下游河道沿岸形成了許多自然濕地。

      張掖世界地質公園彩色丘陵景觀

      張掖世界地質公園冰溝丹霞景觀

      河西走廊是我國西南、西北與中原地區的交接帶,處于黃土、青藏、內蒙古三大高原交匯處,在地貌、氣候、植被、土壤等方面有很大過渡性。走廊內以山丹縣境內的大黃山和嘉峪關市境內的黑山為界,可分為石羊河流域的武威、永昌平原,黑河流域的張掖、酒泉平原,疏勒河流域的玉門、敦煌平原等三個主要區域,走廊東部屬隴西黃土高原,西部為大面積的荒漠區。其氣候屬大陸性干旱氣候,受青藏高原對印度洋水汽的阻隔,區內氣候干燥,降水量稀少,且自東而西年降水量漸少,干燥度漸大。如武威年降水量158.4毫米,敦煌36.8毫米;酒泉以東干燥度為4~8,以西為8~24。年內降水較集中,夏季降水占全年總量50-60%,春季15-25%,秋季10-25%,冬季3-16%。年均溫5.8-9.3℃,冷熱變化劇烈。全年日照可達2550小時~3500小時,光照資源豐富,盡管年降水量只有200毫米左右,但發源于南部祁連山—阿爾金山區大小57條河流,憑借冰雪融水源源不斷的補給,在山前形成了串珠狀的綠洲群(盆地群),由于地勢平坦、農業灌溉條件優越、土質肥沃,這里成為歷史文明繁衍之地和現代走廊近480萬人民賴以生存之地。自農耕時代,河西走廊由于物產豐饒,就有了“金張掖、銀武威、玉酒泉”的美譽。

      流域內各河流出山后,大部分滲入第四系中上更新統含水層中形成地下潛流,或被消耗于灌溉、生產生活,僅較大河流以地表或地下徑流的方式可注入下游終端湖(如黑河可注入下游居延海)。走廊平原區和北部山區有限的降雨量既不具備重要的生態意義,也不能形成有供水意義的徑流,走廊平原區水資源幾乎全部來自南部山區水資源的重復與轉化。從宏觀上來講,河流出山口徑流量基本上可代表整個流域的水資源量。據此,可以基本上確定走廊多年水資源量為每年71.29億立方米。其中:石羊河流域為14.69億立方米,黑河流域36.74億立方米,疏勒河流域19.86億立方米。

      逐水而居,自古至今一直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自然法則。根據考古發掘,在夏商時期,武威、民勤盆地自然綠洲中已有人定居,并有了原始的農業。大約在戰國初期,月氏人便在天祝、古浪、永昌、張掖等地居住,烏孫人在酒泉、玉門一帶活動,他們都是以畜牧業經濟為主的少數民族部落。秦末漢初,匈奴占據了全部河西走廊,以畜牧業為主,其社會結構進入奴隸社會。漢武帝于元狩二年(前121年)開辟河西,設置了河西四郡,即武威郡、張掖郡、酒泉郡、敦煌郡,農耕文明和封建制度在這里逐漸生根發芽。隋唐時期,特別是隨著唐朝國力的增強,河西走廊的牧業、農業和商業得到了空前發展,對外交往頻繁,經貿活動昌盛。另一次大規模的土地開發是明清時期,這一階段,河西人口不斷增加,中游農業快速發展,綠洲規模迅速擴大,用水量劇增,使下游河道斷流,湖泊缺水,灌溉水源短缺,形成大面積的沙漠化土地。在康熙、雍正時期之后,河西走廊人口猛增,至嘉慶年間已高達280萬人,走廊適于耕種的土地都被開墾殆盡。

      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、悠久的開發歷史賦予河西以豐富的人文遺存。新石器時期遺址分布較多,武威市有皇娘娘臺、鴛鷲池、營盤梁、張家臺、羅家灣、海臧寺、瓦罐灘、二壩、三角城、小崖子、王景寨等處;玉門騸馬城有秦漢以前的烏孫或月氏新石器遺址;黑河中游的張掖西城驛、民樂的東灰山、山丹的龍首山和四壩灘等地的考古發掘表明,早在4000-5000年前這里就已經有了從事原始農業的民族。從文化類型上看,河西走廊分布有火燒溝文化、馬家窯文化、齊家文化、四壩文化、沙井文化等,不同類型文化的主人均洋溢著半農半牧的生活氣息,在綠洲內逐水草而居,從事農牧業生產活動。

      河西走廊曾是佛教東傳的要道、絲路西去的咽喉,這里漢時即設“四郡”,戍兵屯田,是漢朝經略西北的軍事重鎮,后來又因諸多山脈的天然阻隔,成為中原名士躲避北方戰火的棲息場所,這里的歷史文化源遠流長,名勝古跡燦若星河。

      河西走廊最宏偉的人文遺跡應該是漢明長城。西漢于元狩二年(公元前121年)開始,修筑河西長城“令居塞”700多公里。到明王朝時,河西共修筑長城近千公里。迄今張掖山丹縣境內的漢明長城、烽燧、列障,是目前國內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古長城,被專家譽為“露天長城博物館”。

      河西漢長城共分三段筑成,東段修筑最早也最完整,史稱“令居塞”,東起今永登縣濱河處,向北西繞過民勤縣北部,西過永昌、山丹、甘州之北,經過東山寺口子、人宗口、加嶺墩等地,越臨澤、高臺而達酒泉以北的金塔縣境內。中段是酒泉至玉門關之間的邊塞,東起金塔縣境,西越敦煌西北至玉門關。西段是敦煌至鹽澤之間的邊塞,東起玉門關,西沿疏勒河向西,經哈拉湖到達鹽澤(今新疆羅布泊)。

      漢長城修筑以“察地形、依險阻、堅壁壘、遠望侯”為原則,根據當時河西地理條件,勘測線路,因地制宜,因陋就簡,就地取材。長城大致沿龍首山、合黎山南麓向西北行,逢山掘崖逢河劈岸逢原挖塞,分段開挖“闊塞”(寬而深的壕溝),鋪設“天田”(用作偵察敵人蹤跡的沙田),并輔以軍事塢堡、報警烽燧、交通驛站和保障糧囤。整條長城以壕溝代替墻垣,全線由壕溝、山崖石壁、自然河岸和故城、塢堡、墩臺、亭堠等列障構成,形成了塞防天塹,要隘守關,墩堠相望,烽火示警的防御體系。漢塞、列障除了軍事防御和保護絲路暢通,在保護河西屯田開發中,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,雖年代久遠,迄今仍清晰可見。

      河西明長城主要修筑于嘉靖、隆慶和萬歷年間,以景泰縣境內黃河西岸索橋堡為起點,由此西延至古浪,以漢長城為基礎,至武威雙城鄉附近,離開漢長城,至永昌縣又與漢長城會合,至高臺縣羅城鄉北,又與漢長城分開,經酒泉市鴛鴦池附近,再由酒泉下古城明沙窩懷茂鄉入嘉峪關境內,經新城、野麻灣到嘉峪關,全長957公里。

      河西明長城在漢長城基礎上,依地形而建,漢長城在北,明長城南,兩者并行延伸,相距一般在10-100米之間。明長城驛城、列障居守關隘要津,各種軍事防御設施齊全。著名關城嘉峪關,與南北山嶺的距離只有1公里多,再加上城墻、關隘和千余守兵,堪稱天下第一雄關。山丹縣境內羌廟(今繡花廟)驛、硤口驛、新河驛、山丹驛、東樂驛等,魚貫相接各抱地勢,與全國各地的城防、關隘、都司、衛所連在一起,構成了堅固的古代軍事防御體系。

      河西境內的漢明烽燧、墩堠星羅棋布,現存約1000余座,縱橫交錯地分布在長城內外崗巒、驛城制高點和堡寨田野附近,它既是古代駐防軍隊的觀察哨所和軍情警報的傳送站,又是戍邊移民的分界線和屯田守備清野的瞭望哨。

      河西走廊的漢代和魏晉墓群很多。張掖黑水國附近及武威亂墩子灘等地有上千個西漢墓,酒泉、嘉峪關有較多魏晉畫像磚墓。這些墓葬中出土有大量漢簡、絲織品、陶、木、銅器、畫像墓磚等珍貴文物。1966年發掘的武威雷臺下的東漢晚期大型磚墓,出土的聞名中外的銅奔馬(馬踏飛燕),成為中國旅游標志。

      河西走廊石窟文化豐富,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14座石窟中,河西就占了2座,即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,另外尚有敦煌西千佛洞、肅南馬蹄寺和金塔寺石窟、瓜州東千佛洞和旱峽石窟、玉門昌馬石窟等。石窟是開鑿在石壁上的一種佛教建筑,須有天然的石壁為其提供開鑿的空間,其類型及其藝術風格與地質條件密切相關。河西石窟大多開鑿在砂礫巖中,該地層由于河流切割,丹霞地貌發育,形成陡壁懸崖、孤峰石墻、峽谷洞穴等,為鑿窟造像提供了理想的天然場所。從地層條件看,東部的石窟基本開鑿在古近紀、新近紀地層中;西部的石窟則開鑿于第四紀中更新統地層中,在新地層中開鑿石窟在全國也是獨一無二的,也反映出河西西部自古以來氣候干燥,降水稀少,長期的潮濕風化作用弱,洞窟壁畫、雕塑易于保存。

      敦煌莫高窟集壁畫、雕塑、建筑藝術于一體,是一座距今2000余年、內容豐富、規模宏偉的石窟群,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宏大、歷史最長久、內容最豐富、保存最完好的佛教和石窟藝術寶庫,是我國四大石窟之一,還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文物寶庫,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、歷史價值和科研價值。1987年,莫高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

      在河西走廊特定區域的生態地理環境中,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詩詞文化。自漢唐以來,在歷代國家戰略下的開疆拓土和絲路交通持續了兩千多年,其間無論是武將、文臣,還是信徒、游子,行吟于山川,留世遺篇,經久不絕,延綿千年。僅就初唐、盛唐時期來說,這片大漢先民用鮮血開拓的熱土,足以引發詩人渴望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。被譽為“詩仙”的唐代詩人李白曾有詩曰:“明月出天山,蒼茫云海間。長風幾萬里,吹度玉門關?!痹娭兴傅摹疤焐健本褪侵傅钠钸B山。在這里,駱賓王、陳子昂曾踏訪張掖,岑參、高適盤桓于涼州,王維跨長河逐落日,出使于居延,李白、杜甫把滿腔的邊塞情思傾吐在詩稿中。明清以來,無論是謫戍邊疆的朝廷重臣,還是鎮守甘涼的地方大員,無論是主管文教的州縣掾吏,還是慕名而往的文人墨客,都對河西的山水田園盛情贊美,聊寄情懷,留下了膾炙人口的山水田園詩篇。無論是漢唐時期的邊塞詩,還是明清時期山水田園詩,始終與河西一個故事、一個人物、一方水土緊密相連,成為流傳給繁衍在河西大地子民豐厚的文化遺產。

      河西走廊是漢、藏、蒙古、哈薩克、回、滿、裕固等多民族雜居的地方。漢族為主要居民,主要在綠洲區從事農業;藏、蒙古、哈薩克、回、滿、裕固則多從事畜牧業。多種民族生活風情、文化形式、審美觀念、風俗習慣等因素,形成了獨特的人文景觀。這些少數民族的文化、傳統節日、風俗習慣都非常具有吸引力,也是重要的旅游文化資源。

      水資源短缺是制約河西走廊發展的關鍵因素,逐水而居,因水而興,也會因水的過度消耗而加速衰落。古代一度輝煌的樓蘭文明已被埋葬在萬頃流沙之下,那里曾經是一方水草豐美的地方。歷史上,河西走廊曾經水豐草茂,由于毀林開荒、亂砍濫伐、戰爭焚燒、河流改道、耕地撂荒及不合理的開發等,致使植被退化、土地沙漠化,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。逐水而居,使我們便利地獲取了生命之源,但在歷史的長河里,當我們筑起大壩、修建渠系、建起水廠,當水龍頭取代了轆轤,噴灌取代了水車,我們與河流水源的關系卻疏遠了,忽視了水依然決定著我們的生存、發展與未來的現實。

      從歷史和地域文化角度看,河西走廊是多種文化圈相交匯的地方,以古絲綢之路和敦煌藝術為代表的文化沉淀深厚且獨特。從世界發展史上來看,河西是古老的華夏文明與兩河流域文明、古印度文明、地中海文明等的匯流之區,是古代溝通歐、亞、非三大洲最重要的國際通道絲綢之路的主動脈。從漢代張騫奉命出使西域到隋煬帝西巡的“國際會盟”,再到唐代玄奘赴印度取佛經,……無不以河西走廊為活動中樞而得以成功。作為古絲綢之路中樞的河西走廊,留存了豐厚的歷史人文遺產,在文化遺址、長城烽燧、陵寢基葬、簡牘碑刻、石窟寺廟、壁畫彩塑等諸多方面擁有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優勢。

      河西走廊獨特且內涵深厚的文化資源,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顯得格外珍貴。這塊神奇的土地,就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而言,由于干早缺水和戈壁沙漠廣布而不及富庶之地東部,但其悠久的歷史和璀璨奪目的古代文化,卻使得這里成為彌足珍貴的文化資源富集之地。然而,這種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尚未得到應有的發掘和利用,雖然目前河西各地都在積極打文化牌、旅游牌,但與巨大的文化資源優勢相比,潛力還遠未充分發揮。努力挖掘和發揮文化資源優勢,重振“河西四郡”文化經濟,發展耗水相對較少的文化旅游產業體系,牢固樹立“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”理念,將綠色發展貫穿于旅游文化、經濟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領域,促進區域人居環境改善,將是一個前景廣闊同時也是任務艱巨的歷史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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